温故知新而今古相接，涵濡精华而化故趋新，是地方民族文化建设的要义。一位外国哲人说过：一个不懂得守旧的民族，是不会懂得创新的。在解放思想大讨论中审视我们的地方民族文化建设，似乎可以看出，我们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制约我们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似乎又恰是文化心态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一点，深入研究地方旧史志，也似乎能让我们看待现实和未来的思路更加清晰。旧方志作为中国一种自成系统和自具规模的历史文献，既可看作一统国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又可视为一统国史不可缺少的有力补充。所谓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因而历代都将方志视为弥足珍贵的史料而倍加关注。旧志所述，虽为故实，又每限一邑，然而历稽载籍，翻检研磨，却总是发现这些故纸堆里，竟蕴藏着许多属于未来的东西；也总是觉得这些旧籍即为一乡一邑之志，其文献价值，则断不在一乡一邑而已。前人尝谓“今之一县，即古之一国也”，可见大到治一国，到治一地，旧方志均能向人们提供无尽的思考空间。一方旧志，足可为鉴，鉴者，可知兴替，可明得失，可正衣冠。前人之训，信不欺也。即为边隅方志，也能拾遗补阙，使文献不致凋疏，祖德不致坠，诚如张元济先生之所言：正不仅一乡一邑之光也。

对旧志文献进行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并从中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有助于使人们获得某些认知意义及方法论意义上的深层思考，从而以更全面的视角和更科学的方法来观照我们所处的这一地域的历史规律和文化源流，楚雄州境内的现存旧志,蔚为大观。这些典籍,不仅仅具有史学意义上的文献价值,也不仅仅具有文献学意义上的典藏价值。楚雄旧方志，是一幅恢宏的历史文化画卷，它展示给人们的，是包括政治、历史、社会、文化、地理、天文、思想、教育、道德、经济、生态、物产等众多领域的认识与思考的天地。

通过披阅旧方志，我们不难发现，多元一体，是楚雄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特性又以不同民族文化和不同宗教文化的交融为其鲜明表征。而在这种广泛的交融中，似又以汉儒文化与以彝族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民族传统社会文化的圆融为其核心基础。这一文化特征，在楚雄的旧方志中，有着明确的史实依据。在楚雄旧志所记述的史事人群中，处处可以感受到人文化成的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执中权时的辩证学说和仁为核心的人格理论,难怪翻开各府、州、县志,这样的语句总是频频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如“孔子曰杀身成仁,孟子谓舍生取义，文信国曰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又如“夫人惟深明大义，是以能矢志忠贞也”，再如“圣德之无加于孝，而孝之可以格天，至德纯孝，超迈千古，圣谕教民，首重孝弟，固已六宇向化，亲逊成风，盖未有孝子而不为义士者，即未有不为义士可称孝子者也”。透过旧志中的人情风气之殊和世运隆污之故，我们便可以看到，楚雄地方文化，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文化，在楚雄上千年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传统社会文化中，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道统文化。在当今地方文化研究处于纷纭繁杂的局面里，我们尤其有必要以更加科学的精神，更加客观的态度和更加谨严的学风，认真探寻地方文化的历史源流，从而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否则,就将如前人所指出的：“不究其史略,考其渊源,纪其系统，将溯流而不知源泉之所导，寻根而不披根肄之所歧，不惟无以见一地方文化之演进，且无以见先正造诣之高深，而为后学规抚之资也”。 楚雄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通览方旧志，字里行间总洋溢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绝非是出于盲目的妄自尊大，而是有着详备的文献之征的。然而曾几何时，这种文化自信似乎已从我们的地域文化系统中悄然退去了。

学术界一向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一直有一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摧毁了中国的文化传统，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因为我以为新文化运动本质上并不是以彻底摧毁和背弃中国传统文化为目的。新文化运动是以提倡人权与科学为导引的，1919年后始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号，而作为这一运动领导人之一的胡适先生则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把新文化运动的要旨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足以证明,包括新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其初衷都希望既通过“输入学理”，又通过“整理国故”来创造新的文化。这就说明，新文化运动恰恰促进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正如江渚上先生所言：中华传统文化从19世纪以来面临着多重挑战，“但致命的伤害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文明传承者的自暴自弃，自我沦丧。”江先生认为：“诚然,在今天看来，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内容难免不合于时，但这正是历史进步的一个本义，不能因为孩子长高了，就斥责父亲变矮了。历史的第二个本义在于:过去的并不都是落后的”。楚雄作为中国之一隅，自然也经历过近代以后百余年的文化自卑，这种自卑的结果,影响到今天，即体现为州内为数众多的人群，包括不少较高知识阶层的人士，对本乡本邑的文化传统已十分陌生，对地方历史沿革及地域文化源流已模糊不清，对一方文化的兴衰已漠然视之。在这样的现实情形下，大规模整理并认真研究地方史志，就具有一种现代的和地域的文化启蒙意义，而重塑地方文化品格，唤回地域文化自信，则恰是笔者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的呼喊。

通过校点和披阅诸多旧志，我感觉到，楚雄文化在明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这种发展似乎与李贽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兼容意识对楚雄地方文化包容性特质的激活颇有干系。而自康、乾以下到晚近之前，楚雄文化在多方面都取得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并以这种发展的多领域、多成就的特征，标志了楚雄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个总结阶段。楚雄文化为什么在这一阶段会出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呢？我以为，这正是因为楚雄地方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恰在这一阶段上照应了从太祖、太宗经康熙、乾隆而展示出的清文化鲜明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精神，因为也正是这种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精神，把清代文化的发展全方位推向了巅峰。上述楚雄地方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促进了楚雄境内不同族传统思想和社会文化的交流与圆融，这种圆融作为地域文化及民族文化兼容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和”的哲学内涵。

要构建一个社会的和谐,要实现一个民族的复兴，就离不开一种文化的依托，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继承，也离不开创新，离不开借鉴吸纳，也离不开消化整合。但继承不等于抱残复古，创新也绝不是消解传统，而吸纳借鉴，更不是生搬硬套，取而代之。文化建设与创新的基本条件应是辨析源流，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冲击过程中，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但这远远不是目的。兼收并蓄一定要走向食之化之，树立起文化自觉的意识，最终建构起自己的文化本体。而这一建设，则必须始终以塑造与传统及现代民族情感相绾结的民族精神为核心要义。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危机面前，人们才发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的世纪呼唤，这一呼唤标志着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健康有序地发展并获得成功,在诸多决定性要素中，坚实的文化依托显然是极其重要的一项。而构建和谐社会概念的提出，也显然包含了十分重要的传统文化内涵。从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到开放、包容的地方文化传统，从对百年文化反思的一系列反思到构建和谐社会观念的建立，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内核的强大生命力。这种优秀内核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就是“和”的哲学内涵。

“和谐社会”命题中的所谓“和谐”，应理解为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所追求的，就是天、地、人的和谐共生,正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描绘的：“天地与人,合而成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倡导着一种尊重、理解、包容的精神，倡导着一种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意识、倡导着一种和睦、大同的境界，也倡导着一种社会发展的文化个性。综上所述,便可得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交流和圆融，正是体现了“和”的哲学基础，而“和”又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终极境界。因而可以说，“和”的哲学基础以及“和”的文化结构,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依托。由是观之，则可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中，我们的地方文化，比既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展示出一种包容的襟怀和创新的精神。这种包容，应该回归到民族文化圆融的属性上；这种创新，也应是浸透着传统、现实与未来因素的创新。因为只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真正实现了对接，我们的创新才有所依傍，而我们的未来文化，也才有所指归。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在地方文化的建设中，有必要强调的是,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地缘主义，都是与“和”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因而也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相背离的。楚雄地方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在开放与包容下构建起来的，而未来楚雄和谐文化的精神品格，则依然是开放与包容。

参考文献

1、卢汉《民国姚安县志序》

2、《康熙武定府志》卷之一

3、《康熙武定府志》卷之三

4、《康熙武定府志》卷之四

5、《康熙武定府志》卷之五

6、参见袁伟时评纪宝成校长的“重振国学论”原载2005年月9日1新京报《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109页转摘。 

7、郑茜《国学是另一场文化启蒙》原载2005年6月3日《新京报》，《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114页转摘。

8、江渚上《复兴国学,现在不做何时做》原载2005年6月6日1新京报《新华文摘》2005年第17期113页转摘。

9、叶小文观点详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121页《和气东来,和风西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