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农民的基本情况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状况。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农民的状况，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角色发生了新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改革开放前农民社会角色状况 
　　旧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落后、保守的农村，世世代代从事单纯的农业生产，做地主的牛马奴隶。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束缚着农民这一农村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
　　新中国诞生后，农民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以革命的手段摧毁了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这既是直接意义上的生产力解放，同时又使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但是，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由被奴役、被压迫地位上升为国家的主人时，还有两个角色地位没有改变，即他们仍然生活在落后、保守的农村；他们照旧从事单纯的农业生产。而落后的传统农业和相对发达的城市工业并存，构成经济上的二元性；落后、保守的乡村与相对文明、开化的城市并存，构成社会上的二元性。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凝结成一种超稳态的“双重二元结构”。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使用的“农民”概念非常广泛，包括所有不吃国家商品粮、持农业户口的农业人口的人，大家都是清一色的“社员”。农民的身份和职业长期固定不变。这种模式，造成了种种不良结果：使得中国农民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传统落后的农业社会，禁锢于有限的土地之上，从事低效率的简单再生产，游离于现代化的大门之外，农业生产力难以大幅度提高。同时，由于我们国家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政策，农民被定位于利益指向和地位低下的社会空间，其经济使命被简化为向城市提供口粮，向工业提供资金和原料；其劳动内容仍然使用简单的生产工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就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思想观念的更新、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城乡隔离和农民身份、职业的固定不变，又使农业和农村长期超负荷运行和低速度增长，农民一直难以摆脱贫困，农村发展呈停滞状态，使得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工农业生产巨额剪刀差，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实践证明，要使农村社会发生根本变化，解放农业生产力，就必须使农民的社会角色发生改变。即使农民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
　　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角色转换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发生了深刻的角色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农民失掉土地后涌进城市为工人，而是通过身份的转换，分化为若干阶层。中国农民在经济体制转换中，逐渐走出了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学会了按照价值规律调节自身劳动和经营，来满足个人和社会需求。因此其社会身份由单纯的农业生产者向集多角色于一身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转变。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农民从总体上走出贫困，跨入温饱型、小康型生活。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农民思想冲破千年禁锢，接受了新的经营理念，意识结构由小农经济的思维定势向以商品和市场观念为主的思维定势转变。正在形成许多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新观念。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其经营方式由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换。农户利益主体和经营主体地位确立起来，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被家庭联产承包计酬的责任制所代替，这充分地反映了当代中国农民的利益要求，它使潜在的劳动力得以释放，又容纳了多层次的生产力。
　　农民社会角色的转换，突出体现了以下特征：首先，农民的社会身份和职业身份发生分离，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着与自己社会身份不同的职业。农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经营；可以根据市场变化安排自己的投资和消费；可以不受地域、产业、所有制的限制，自由选择自己的居住地点、从业范围。一批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处于农民向工人过渡的边缘状态的新型农民正在形成。其次，农民职业阶层化日益显现。随着农民职业角色增加和社会流动范围的扩大，特别是随着职业的分化，农民之间收入差异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阶层。出现了承包农民、农民雇工阶层、个体农村劳动者、农民企业经营者、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再次，农民社会身份由封闭停滞走向开放发展。大批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使城乡壁垒松动，城乡交流增加，既促进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又促使农民的现代性增加，现代性的农民社会开始孕育。
　　三、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角色转换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社会角色之所以发生如此分化，有其主要原因：
　　第一、工业化是导致农民角色转换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把我国国民经济从落后的技术基础上转移到现代化技术基础上来，使现代化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据绝对优势，奠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在一定意义上是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形式，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和载体。它改变了农村生产结构，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业就业份额明显下降，非农业就业比重增加，部分农民发生身份的转换，形成若干阶层。
　　第二、户籍制度的松动，是导致我国农民角色转换的基础条件。   
　　自50年代中期，可以说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一直实行着比较严格的户籍制度。按照这种制度，一个人一旦在某地注册了户口，要迁居他地就是一件极困难的事。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没有流动的自由，造成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改革开放后，我国户籍制度有所松动，比如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一些为城市居民所需的服务业等。在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中国农民，特别是青壮年农民，开始离开农业劳动，转而从事其他多种职业，发生身份角色的转变。   
　　第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所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再解放，是农民角色转换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集中的生产体制，农民没有择业自由，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重新恢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导下，农村首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随着实践逐步发展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决了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民有了独立自主的经营权，农民有可能去从事符合自己意愿的劳动，农村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成为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和农民角色转换的直接动力。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推行所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再解放，是农民角色转换的根本原因。   
　　四、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社会角色转换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
　　我国农民角色的转换，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它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第一、农民角色的转换，为乡村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从个体农民来看，农民角色转换实质上是从属身份向契约的转变，改变了农民对行政权威的盲目服从，使平等、契约的观念深入人心，从而为培育主体意识，发展农村民主政治提供了契机。从社会群体来看，农民角色转换造就出一批新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个体农村劳动者等阶层，他们在发展农村经济，促进社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乡村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为乡村政治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第二、农民角色转换推动了农村社会进步，奠定了农村政治发展的基础。
　　农民角色的进一步转换，使农村社会资源得到了更加有效的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激发了农民致富积极性，增加了社会活力，推动了农村社会进步，奠定了农村政治发展的基础。
　　第三、农民角色转换促使了农村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农民角色的转换，使农民的收入差距分化加大，随着差别的不断扩大，会导致一部分人的心里不平衡。为保持社会稳定。消除治安隐患，就必须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改革，如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允许部分农民有条件地进城镇落户，放宽城乡流动的限制等，才能既适应了农民角色转换的客观要求，又进一步推动农民角色转换的发展，才有利于保持农村的政治稳定。
　　当然，现阶段农民社会角色的转换距传统农民社会的解体，新型农民社会的建立，距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还有距离，但是，它在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稳定方面确实发生了重大作用。